夏商周的北京 待解的谜团_当前关注

原标题：探访正在发掘中的北京新宫遗址（引题）

夏商周的北京 待解的谜团（主题）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北京晚报记者 牛伟坤 

丰台区南苑街道万达广场北侧，有一大片被围起来的区域，这就是北京城区首次发现的夏商周续存聚落遗址。经过考古人员一年多的发掘，这处被命名为“北京新宫遗址”的地方渐渐显出历史的真容。

考古1

两条壕沟是个谜

烈日当空，记者跟随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考古项目负责人韩鸿业进入考古工地，走进工地中央的白色保护棚内。

这个“核心区域”，是一个由环状的壕沟围合而成的凸起台地。2021年，为配合丰台区城乡一体化槐房村和新宫村旧村改造项目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对这片地块开始了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

“2022年4月，考古发掘开始不久，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块巴掌大小的陶片。”韩鸿业指着内环壕靠近底部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说道。当时，考古队辨认出陶片属于商代早期，大家的心情可以用“欣喜若狂”来形容。“在北京城区，我们很少看见年代这么早的陶片，说明这里有早期人类活动的遗迹。”

陶片的发现，激发起考古人员的更大信心。之后，他们加大了勘探的密度和范围。没想到，又一个惊喜出现在眼前：环壕之外还有一圈环壕，这种带有“双重环壕”的聚落遗址，在北京从未发现过。“就像筑墙一样，挖壕沟主要是为了防御。但在古代，挖壕沟比筑墙更省事儿。”

那么，双重环壕的结构代表了什么？什么人居住在这样结构的聚落里？后续的发现给了考古人员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这里很可能并不是人们的“主要生活区”。“北方住人的地方肯定得生火，没火的话冬天受不了，但是用火的痕迹我们发现的并不多。”一个猜想开始浮现：双环壕的结构为古人严谨择地、刻意规划后营建，也许承担着某种特殊活动的使命。

内壕接近中心位置的同心圆夯土遗迹，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这种猜想：这处遗迹由三重圆圈构成，不同圈层内土色区别明显。“说明这处遗迹功能用途很可能具有特殊类活动性质，还需要进一步展开发掘工作进行细致的研究。”他说。

考古2

戴玉玦的墓主人是个谜

走出考古工地的核心区域，向东南方前行，一路上有着一个一个墓坑。同事此刻正蹲在一个墓坑里，手持小刷子，准备清理一具刚刚出土的人骨。“肋骨部分一定要慢慢来，时间这么久了，骨头有点儿酥了。”韩鸿业示范了一下后又叮嘱道：“一定要像处理丝绸一样小心。”

紧盯了几分钟，看着同事掌握了方法后，韩鸿业才直起身子说：“在这片区域，我们已经发现了27座商代墓葬，其中2022年发掘了22座，今天发掘的这座墓葬是第23座。”他指了指墓坑中的人骨解释说：“这些墓葬布局规律，方向一致，基本为头东脚西，从出土的遗物来看属于大坨头文化类墓葬。”

大坨头文化，指的是燕山南麓地区的早期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因最初发现于河北大厂大坨头遗址而得名。韩鸿业说，这个墓地的发现，为研究大坨头类文化的时空框架及谱系、族属、丧葬文化、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发展阶段等重大学术研究课题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墓地出土了大量随葬品。这些随葬品中有大量的陶器，以素面折肩鬲（音同 lì）、宽沿折腹盆、钵为主。另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了玉玦（音同jué）、绿松石项链、红玉髓串珠等重要遗物。最让考古团队惊喜的是出土的一个扣针形带翼的喇叭口形状的金耳环。耳环的做工十分精美，别说是商代早期，即使放在现在，也不失简约时尚。

“这个耳环其实带有鲜明的草原特色。”韩鸿业说，近年新发布的考古材料显示，中国北方地区的喇叭形耳环应该与欧亚草原的安德罗诺沃文化有关联。“北京地区本身就处于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交替地带，金耳环的发现再次为这两种文化的交融增添了实证。”

还有出土的一件靴形足彩绘陶尊让大家赞叹不已。这件靴形足彩绘陶尊，设计构思奇妙，做工精致，绘画极其流畅生动，在靴形足的底部，还有9条纹路——如此精美的一件彩绘陶尊，在国内是第一次发现，并具有鲜明的草原文化特色。他说，墓主人经人骨鉴定是一名老年男性，左耳佩戴玉玦，颈部有绿松石项饰，随葬陶器有陶鬲2件、灰陶罐1件、陶尊2件、陶钵1件。从这些出土的文物来看，主人身份比较显赫。

这处墓葬的主人究竟是谁？《礼记·乐记》或许能提供一丝线索。书中记载：“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也就是说，周武王推翻商朝后，率先分封黄帝的后人到蓟地。而北京素有燕蓟之封。墓主人是否就是蓟人的祖先？对这个问题，还不敢给出肯定的答案。不过，这些发现起码为探讨蓟国故地和先秦时期北京考古学文化面貌提供了某种线索。

考古3

五粒稻米是在北京种的？

环顾内环壕侧面的层层堆积，一条条弯曲的线条如年轮般为后人勾勒出时代的变迁。在已完成发掘的近万平方米的范围里，考古人员先后发现了不同时期的遗迹单位300余处。除夏商周时期聚落、墓地外，还有两汉墓葬、辽金道路、明清灶址及道路等不同时期遗存。

“每个地层里都包含了丰富的时代信息，比如陶器、石器、金属器、动植物遗存等，我们会通过考古学文化进行对比研究认定。同时，结合多样的科技考古手段，探讨阐释不同历史阶段先民们生业模式、生存地理环境以及不同族属文化人群迁徙融合等诸多考古学研究课题。”韩鸿业说。

检测这些遗迹中的土样后，考古队再次收获了惊喜：5粒稻米的发现尤其引人注目，这是目前北京地区发现的最早的稻作遗存，为探讨先秦时期本地区水稻栽培和稻作文化传播与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这些稻米究竟是本地附近所产的，还是说从其他地方交流过来的，我们还没有定论。”韩鸿业坦言。

古代北方也能种水稻？确实有据可查。在甘肃庆阳的南佐遗址，考古人员曾发现了百万粒水稻遗存。有专家据此推测，由于当地水资源丰富，人们在5000多年前就能种植水稻。反观新宫遗址，考古人员在距离外环壕不远处发现了永定河的古河道。韩鸿业说：“经过钻探发现，这条河有将近150米宽，距现地表深10米左右。初步判断，当时水流较缓，周边环境很适宜先民临水而居，这条河也为周边农业发展提供了必备的水资源。”

目前的发现还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考古学文化内涵还藏在地里。下一步，我们将继续针对重点区域进行发掘，探讨早期北京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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